人民日报改革要付出成本犹如怀胎分娩凤凰涅槃

人民日报：改革要付出成本 犹如怀胎分娩凤凰涅槃

犹如怀胎之分娩、凤凰之涅槃，改革总要付出成本。根治“看得见的手”乱动的顽瘴痼疾，绕不开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城镇与农村利益格局的全方位调整。勒住地方政府的“税收冲动”，无异深水之中除暗礁；剥离审批部门的“权力依恋”，不啻险滩之上啃骨头。但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就必须忍受“调整的阵痛”、缓释“成长的烦恼”，在与既得利益的奋力一击中，赢得市场的信心，塑造法治的信仰。

以改革释放发展的红利，让市场成为增长的源泉，乃是“中国奇迹”步入“第二季”的唯一选项　　一位从事物价工作的老同志回忆，1966年，为解决猪肉、羊肉在销售中不分部位，出现“熟人吃好肉，生人吃骨头”的不合理现象，他们耗时耗力、反复测算，区分出优劣、不同部位的成本与定价，方才避免了“人情肉”的荒诞。而今，“定价之权”不再由计划掌控，行情取代了人情，钞票战胜了粮票，99%以上的商品均已实现市场化经营，遍布城乡琳琅满目的物质繁荣，早已超越了“菜篮子”和“米袋子”。　　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回望今夕两幅镜像，促人深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中国的战略阐发：“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二字，涵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顺、社会发展活力的增强、体制机制的创新、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的提高。其中，让“看不见的手”充分施展，要害之意不言而喻，既是对35年攻坚克难的规律把握，更是在培育新的发展阶段爬坡过坎的内生动力。　　今天，欣慰于市场经济的伟力，也须清醒地看到，还有不少阻断统一市场体系的“暗礁石”，一些地方保护主义依旧盛行，靠“红头文件”隔离要素流通；一些领域仍对民间资本“明开暗禁”，民企转个圈便从“旋转门”黯然撤退；还有不少妨碍公平竞争发展环境的“硬骨头”，一些地区招商引资客气有加，请进来就关门宰客，乱收费、“过头税”屡禁不绝；一些部门怀抱审批权死死不放，让计划时代争配额的“程门立雪”，变成市场经济下立项目的“跑部钱进”……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亚当·斯密说过，“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事实上，无论肉价的测算还是投资的计量，行政干预都不可能比市场这个“超级计算机”更高明。所以说，如果“看得见的手”频频越位，甚至“上下其手、左右其手”，必然紊乱市场经济的神经，干扰价值规律的生发。也正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壮士断腕的誓言犹在耳畔，啃硬骨头的决心激荡胸怀。今日之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创造一切条件让“看不见的手”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这正是新一届政府秉持的简政放权的改革理念。今年以来，经济的下行压力有所加大，若不再依靠大规模刺激政策，增长的动力又该从何而来？取消、下放审批事项，才有市场主体的活力四射；维护权利、机会与资源的公平，才有国企民企的竞相绽放；消除户籍的捆绑与社保的歧视，才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人的城镇化”……以改革释放发展的红利，让市场成为增长的源泉，乃是“中国奇迹”步入“第二季”的唯一选项。　　然而，犹如怀胎之分娩、凤凰之涅槃，改革总要付出成本。根治“看得见的手”乱动的顽瘴痼疾，绕不开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城镇与农村利益格局的全方位调整。勒住地方政府的“税收冲动”，无异深水之中除暗礁；剥离审批部门的“权力依恋”，不啻险滩之上啃骨头。但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就必须忍受“调整的阵痛”、缓释“成长的烦恼”，在与既得利益的奋力一击中，赢得市场的信心，塑造法治的信仰。　　市场的信心，说到底是企业家的信心。当年，有人形象地形容，国企改制是市场经济的“助产婆”。今天，垄断性国企怎样加强监管？资源性价格改革怎样提速？“两个毫不动摇”的宪法原则怎样落到实处？直接关系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风险意识。当年，有人为“带两个徒弟请五个帮手”较真，为“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发问。今天，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更是一刻离不开平等竞争与契约精神，更需要顶层设计解放思想、时时维新，呵护市场经济最可宝贵的微观基础。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深味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寄语，行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通往富裕、繁荣与自由之路上，我们坚信“彩虹总在风雨后”。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市场潜力和创新活力，“中国经济升级版”必将化茧成蝶，一步步走近瑰丽动人的中国梦想。

中国下一个“黄金十年”的改革依托　　当中国经济的增长到了需要全面清理沉疴并核算改革成本的时间窗口时，意味着增量改革的使命完成之后，其负效应的陆续表达已成为深层次改革的主要阻力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使命之一便是：在全面整理改革开放35年来经济增长负效应清单的基础上，锁定关键领域的深层次改革，给出明确的改革路线图，搭建配套的制度执行框架，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持续有效增长提供政策保障。　　中国能否在新的起点上以改革为依托，通过释放改革红利为新一轮发展周期注入活力，某种程度上正取决于本次全会能否给出相关的解决方案。稍稍浏览一下国际主流媒体便可知，全球都在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释放什么样的改革信号，拿出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因为今日中国经济早已告别了35年前那种低能级且封闭的计划经济体系，而成为在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中居举足轻重角色的开放型经济体。　　2012年，中国创造的GDP已占全球总量的11.5%，对外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1.1%。在一向较为低调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中国近年来也在突飞猛进，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和存量的6.3%和2.3%，位列全球第三和第十三。人民币在全球交易货币排名中跃升为第八位，尽管所占比例只有2%，但成长空间很大。可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逻辑框架下，中国经济的每一个改革动作，都将通过传导机制产生世界意义。　　从时间波段来说，如果以十年作为检验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政策设计效果的时间光谱，那么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来，经过两个十年的改革探索与政策执行，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模式探索还是相关的改革成效，均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最近十年里，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大幅提高，财富积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经济规模连续跃上几个台阶，正加速由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　　只是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环视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排在世界前六位的经济体，中国无疑是其中经济制度最不完善和整体技术水平最为薄弱的国家，国民福利水平亦是最低的，这就为经济持续增长种下了不利条件。　　改革开放35年来，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被证明为八段高手，但在如何转型，如何找到转型的切入点以及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这些年来的进展与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却仍有一定的距离。如何治理早已内外失衡的经济系统，如何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过程中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如何在提升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同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有这些，既需要清晰的路线图及与之匹配的政策执行力，也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从战略高度上重视经济战略转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从这个意义上说，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与随后的制度执行，在历时20年之后已经到了大规模升级并向深水区迈进的时间窗口。　　中国经济若要求得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唯有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全面推进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政府规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着力推进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提高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注定要在全球经济格局变迁中占据主角地位的中国，能否在未来十年迎来经济发展的精彩“第二季”，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中国能否在镜鉴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十二分的紧迫感倒逼中国经济转型，通过深层改革整体设计，提出并落实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经济改革整体框架。　　其实，无论是早已出台的“十二五”规划还是十八大报告，均已给出了清晰的中国经济转型路线图，目前的问题在于，亟待通过构建具有制度约束力的执行框架，让长期受制于传统增长模式路径依赖的各级各地政府全面理解和切实贯彻这张路线图。　　而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涉及的相关领域改革来看，无论是金融改革、财税改革、政府管制改革、要素价格改革，还是土地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无一不涉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涉及的不仅仅是增长模式的转型，还包括政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例如，要尽快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从各国政府改革的历程来看，对政府行为的规制，往往说易行难。　　改革时间窗口不容再失。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因此，未来一段时期，我们非得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步伐不可。即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实现政府转型，使得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使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农村改革相结合，使货币政策与银行业改革以及证券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相结合，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进一步地，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通过适当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并创造新的需求。（上海证券报）

“倒逼式改革”暗含新问题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后，最频繁的关联词莫过于“倒逼式改革”。它不仅类似于“未来时态，倒序执行”，也变果为因。原本为一步步变革的未来结果，现在成为敦促变革每一步的动因。按照管理学家科特(John Kotter)变革的经典八步，第一步应该是建立愿景，最后才是确立制度。但当太多的利益和情感纠葛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倒逼式改革”更可能促生新的商业模式。不过，它成功的规律更加隐晦，还因为不可逆转，弄拧了，就沦为一个耗散混沌状态。　　回头一看，人们都没有跟上　　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是这样描述大变革者的窘境：当你想带领人民向前进的时候，回头一看，人民都没有跟上！　　其实，即便人们有跟上的行为，也并不代表新秩序的确立。新旧模式转换的过程就像拆换“俄罗斯套娃”，打开一层，还有一层。改革除了要变更行为模式，还有个人心理、集体文化和制度设施。它们四位一体，相互加强，新模式才会沉淀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规矩。然后周而复始，习以为常。否则就像我的“老外”朋友，给了副筷子，他还当叉子来戳菜。　　人们没有跟上，那是自然本能使然。细胞膜对外开放，吸收营养，对内封闭，保护内环境的稳定，不然没法维持生命。亿万年的生物进化让人们本能地排斥任何对内部环境的干扰，小到细胞组织，大到社会组织。变革是对进化的反动。它显示，人们不愿意被动地接受环境的选择，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自我提高生存的概率。从天择到人为，变革是人们后天学习而获得的“主动本能”，例如，自贸区就是对“环太平洋贸易协定”(TPP)的主动回应。“倒逼式改革”要成功，组织者先得了解自然本能和主动本能之间的悖论，理解追随者的犹豫和恐慌。　　“倒逼式改革”的红利　　求生的欲望最能激发人们的潜能。红星美凯龙的车建新曾告诉我：“情急之下，人的潜力不可限量！”“倒逼式改革”的红利根源于处于临界状态中的紧迫感和生存危机意识。但是，要让潜在的红利发酵出来，我们还要学会问三个问题。　　第一，怎样把解决生存压力转化为新的优势策略？以房地产开发为例，交房是开发商和房主矛盾最集中的时段。房主横挑竖比，就怕以后有问题，抢天呼地没人理。开发商左支右绌，对群体焦虑引发的非专业质疑，浑身是嘴难以辩白。结果，一根钢筋的疑惑能燃起销售中心的烈火。矛盾集中在交房时段的生存压力必须解决。　　既然有样板房，为何不能有“样板施工现场”？运用“倒逼式改革”，我帮助企业设计建造过程中的阶段性“样板施工流程”，让房主有机会看到每个关键阶段的建造质量，提前质疑墙后面的问题，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样一个受欢迎的设计必然受到施工单位的抵触。既要吃中餐，还要进得去厨房，它要求施工部门必须严格遵守“5S”现场管理。真正实施下来，不仅房主满意度提高，工地现场事故率也下降。“透明施工”成为新的优势策略。　　第二，怎样唤起外部关键利益相关者的积极配合？以活鸡养殖和贩卖为例，每次禽流感来临，养殖场都感到大祸临头，有灭顶之灾。要挣脱这样的宿命，养殖场非得建立一个可以检验、能够隔离的产业系统。它包括定期检验，专业物流，定点销售，专业扑杀，下水回收。上一次H7N9是养殖企业唤起公共卫生部门进行“倒逼式改革”，立法规要求各个环节配合的好机会。可惜，他们浪费了一个好危机。　　第三，怎样让失误变成学错兴奋点？试图跨越缓慢的自然进化，“倒逼式改革”过程注定会充满各种各样的失误，而且没有前例可循，所以要有学错的能力。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一种学错。但是，人们习惯把错误与“负表现”联系在一起，不能看到失误也是一种“正绩效”。　　要让“倒逼式改革”成功，组织不仅要设计失误为“正绩效”，还要能够让成员为此而兴奋。例如，跨国工程设备搬迁涉及上千个环节。为克服搬迁技术人员的麻痹大意，我帮助企业设计类似“复活节找彩蛋”一样的策略。“彩蛋”(失误)被刻意设计在流程中。找到了，就中彩了，有奖励。由此，工人保持高度兴奋，不仅找出控制下的失误，还常发现意想不到的“彩蛋”。“让掉链子的地方成为创新的热点”(breakdown for breakthrough)已经成为詹森(Michael Jensen)等学者所倡导的一种新领导力实践。因为复杂环境下，掉链子是必然的，本事显现在重新衔接的动作中。　　组织也要有情商　　“倒逼式改革”一般为大变革。大变革的“俄罗斯套娃”结构中，个人恐慌与愤怒心理最隐秘、最有阻碍性。但它也可以转化为变革的动力。在拉尔森和迪纳(R.J. Larsen and E.E. Diener)的情感圆周分布图(Circumplex Model of Emotions)中， 恐慌、愤怒、焦虑的情绪和亢奋、激动、高兴的情绪同属于“激活半球”。　　大变革中，个人与组织都要有情商才会创造“微冲突、动平衡”的新秩序，否则就会出大乱，这是欧洲工商学院的阮伊教授(Quy Nguyen Huy)的研究结果。实现大变革的组织情商包含六种能力：(1)转换恐慌情绪为兴奋情感的能力。烟台万华把每次大修、停车、试车的过程变成各项工程能力的演武，让新员工充满兴奋和期待。(2)庆祝失败的能力。3M和高尔材料(Gore & Associates)的研发人员庆祝实验失败，打破失败与忧郁之间的情绪关联。(3)培养先锋队的能力。在次贷危机五周年回忆中，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感谢小布什和国会给予的“免死牌”(不回溯追究他救市的责任)，让第一线的人敢于行动。(4)开发荣誉的能力。曾国藩用500把佩剑让将士为荣誉而战，视死如归。(5)创造传奇的能力。没有保持和延续美国商业传奇的激励，郭士纳就不会接手濒临破产的IBM，让大象重新跳舞。(6)设计毕业典礼的能力。让大变革成为接力赛，让完成历史使命的先锋队光荣退出中心舞台，墨西哥的Cemex要求高管定时“下岗”，然后再竞职“上岗”，消除历史功臣的自满情绪和占位行为。　　“没有目的地，向哪个方向走都一样。”漫游仙境的爱丽丝从懒散的波斯猫那儿明白了这个道理。“倒逼式改革”先有目的地，再制定路线图，波斯猫想偷懒也不容易。（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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